章武三年春，白帝城的晨光透过殿宇的窗棂，洒在刘备苍白的脸上。御榻旁，十二岁的刘禅穿着不合身的亲王冕服，双手攥着衣角，指尖泛白。他能闻到空气中浓郁的药味，也能看到父亲眼中强撑的光芒，还有侍立在侧的诸葛亮那身一丝不苟的青色朝服 —— 那是他自记事起，就象征着安稳的颜色。
“阿斗，过来。” 刘备的声音微弱却有力，刘禅踉跄着上前，被父亲枯瘦的手握住。殿外传来江风拍打船帆的声响，像极了去年夷陵战场上士兵的呐喊。他不敢抬头，只听见父亲对诸葛亮说：“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国，终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辅，辅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取。”
这句话后来被《三国志》郑重记载，成为千古君臣相知的典范。但当时的刘禅，只觉得诸葛亮的呼吸顿了顿，随后便是掷地有声的回应：“臣敢竭股肱之力，效忠贞之节，继之以死！” 他偷偷抬眼，看见诸葛亮的眼眶泛红，而父亲的手，在那一刻松了些力气。
展开剩余88%野史《蜀世谱》里曾提过，白帝城托孤前夜，诸葛亮曾单独见刘禅，教他三句应对之语：“父命不可违，相父不可疑，国事不可怠。” 那晚刘禅抱着诸葛亮的腿哭了，说怕自己做不好皇帝，诸葛亮摸了摸他的头，说 “慢慢来，臣在”。这段记载未见于正史，但往后数十年，刘禅的许多举动，似乎都印着这三句话的影子。
刘备驾崩后，刘禅在成都即位，改元建兴。登基大典那日，他站在高台上，看着阶下黑压压的文武百官，突然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的 “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”。身旁的诸葛亮低声提醒他该下旨了，他才回过神，声音有些发颤地念出早已备好的诏书，诏书中 “尊诸葛亮为相父，政事无巨细，咸决于亮” 的内容，被史官清晰地写入了《三国志・后主传》。
那时的成都，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位幼主。有老吏私下说 “先主百战得天下，后主恐难守”，也有百姓记得刘禅幼时在长坂坡被赵云救下的往事，叹一句 “吉人自有天相”。刘禅听不到这些议论，他每日清晨到相府请教政事，傍晚在书房批阅诸葛亮送来的奏章，案头总放着父亲留下的《先主遗诏》，上面的字迹被他摸得有些模糊。
第二章 相父的背影与帝王的成长建兴五年，诸葛亮上《出师表》，请求北伐中原。那日朝会，刘禅坐在龙椅上，听相父念着 “亲贤臣安信策略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；亲小人，远贤臣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”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知道相父是为了蜀汉，为了父亲的遗愿，但每当看到相父鬓角新增的白发，他总想说 “相父歇歇吧”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
正史记载，诸葛亮北伐期间，刘禅全力支持，将后方的粮草、兵员调度全权交给诸葛亮推荐的蒋琬、费祎。但野史《汉晋春秋》中曾有一段细节：某次诸葛亮北伐失利，自请贬官三级，刘禅在朝堂上沉默许久，最后说 “相父之功，非一纸贬书可掩，朕准你贬官，却仍以丞相之礼相待”。事后蒋琬私下问刘禅为何如此，刘禅说 “相父要的不是惩罚，是让百官看到国法分明，朕不能让他寒心”。
建兴十二年，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的消息传回成都，刘禅正在批阅奏章，手中的笔 “啪” 地掉在地上。他没有哭，只是愣了许久，直到太监提醒他该上朝了，他才缓缓起身，说 “先封锁消息，召杨仪、姜维回朝”。这段反应在《三国志》中只有 “后主闻亮卒，哭失声” 的简略记载，但野史《三国志平话》里，却添了一个细节：刘禅当晚独自去了诸葛亮的相府，在空荡荡的书房里坐了一夜，桌上摆着诸葛亮常喝的蜀茶，早已凉透。
诸葛亮去世后，刘禅废除了丞相制度，改设尚书台，由蒋琬任大司马，费祎任大将军，分掌军政大权。许多大臣对此不解，甚至有人上书说 “废丞相恐违先主遗制”，刘禅却在朝堂上回应：“相父在时，朕倚仗相父；相父不在，朕当为蜀汉主心骨。分设官职，是为防权臣专权，亦为让众卿各展其才。” 这一举措，在正史中被视为刘禅亲政的开端，而野史中则有人评价 “后主此举，颇有乃父制衡之术，非昏庸之辈所能为”。
亲政后的刘禅，并非如后世某些传言那般 “沉迷酒色”。《三国志》记载，他曾多次下旨减免赋税，安抚因北伐而疲惫的百姓；还曾亲自到都江堰视察水利，督促官员修缮堤坝。有一次，洛阳的曹魏使者来访，看到蜀汉朝堂井然有序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回去后对曹叡说 “刘禅虽年轻，却治国有方，蜀汉不可轻图”。这段记载被裴松之注引在《后主传》后，成为反驳 “刘禅昏庸” 的重要佐证。
第三章 宦官的阴影与朝堂的暗流延熙九年，费祎被魏国降将郭循刺杀，蜀汉朝堂的平衡被打破。此时，一个名叫黄皓的宦官开始走进权力中心。正史中对黄皓的记载多是负面的，称他 “便辟佞慧，后主爱之”，后来更是 “操弄威柄，终至覆国”。但野史《华阳国志》中，却有不同的说法：黄皓最初只是刘禅身边的小太监，因擅长记录刘禅的日常喜好，比如刘禅喜欢的蜀锦纹样、爱吃的青城山茶，才逐渐得到信任。
刘禅对黄皓的信任，并非毫无缘由。亲政初期，蒋琬、费祎等老臣尚在，刘禅虽有决策权，却仍需倚仗老臣的威望。老臣们去世后，朝堂上年轻官员分为两派：一派以姜维为首，主张继续北伐；另一派以谯周为首，主张休养生息。两派争论不休，刘禅夹在中间，颇为为难。黄皓虽无治国之才，却擅长揣摩刘禅的心思，总能在他烦闷时说些宽心话，这让孤独的刘禅渐渐依赖上他。
延熙十六年，姜维上书请求北伐，刘禅犹豫不决。黄皓在旁说：“姜维连年北伐，损耗国力，不如召他回朝，任个闲职。” 这话被谯周听到，立刻上书弹劾黄皓 “干预朝政”。刘禅见状，只得和稀泥，既没同意姜维北伐，也没罢免黄皓，只是私下对谯周说：“黄皓不过是个伺候朕的太监安信策略，朕知道分寸，不会让他乱政。” 这段对话见于野史《蜀记》，虽未被正史采纳，但结合刘禅当时的处境，倒也合乎情理 —— 他既不想得罪主战的姜维，也不想违背主和的谯周，只能借黄皓这个 “缓冲” 来平衡朝堂。
但黄皓的野心终究还是膨胀了。景耀元年，姜维再次北伐失利，黄皓趁机联合部分大臣，想罢免姜维，让自己的亲信阎宇接任大将军。刘禅这次没有妥协，他对黄皓说：“姜维虽有过失，却也是蜀汉老将，岂能因一次失利就罢免？” 正史记载，刘禅虽未严惩黄皓，却也 “疏之”，让他暂时退出了朝堂核心。这段史实常常被人忽略，人们只记得后来黄皓再次得势，却忘了刘禅也曾试图约束他。
景耀五年，曹魏司马昭派钟会、邓艾分兵伐蜀。消息传到成都，刘禅召开紧急朝会。姜维主张 “坚守剑阁，以逸待劳”，谯周却主张 “投降曹魏，保全百姓”。朝堂上争论不休，刘禅看着两派大臣，想起了父亲当年在夷陵之战前的固执，又想起了相父诸葛亮北伐时的执着。他沉默了许久，最后问谯周：“降魏之后，蜀汉百姓会如何？” 谯周回答：“曹魏若想安抚天下，必不会加害百姓，陛下若降，可保蜀地无战火。”
野史《汉魏春秋》中记载，那晚刘禅在宫中祭拜刘备的灵位，哭着说：“父亲，儿子不孝，不能守好您的江山。可若再战，蜀地百姓又要遭难，儿子实在不忍。” 第二日，刘禅下旨投降，派谯周前往邓艾军中献降书。这段记载虽带有文学色彩，却也道出了刘禅投降时的复杂心境 —— 他或许不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，却也并非完全冷血无情。
第四章 洛阳的酒杯与 “乐不思蜀” 的真相景耀六年，刘禅带着蜀汉大臣来到洛阳，被司马昭封为 “安乐公”。正史《三国志》中记载了那场著名的 “安乐公宴”：司马昭设宴款待刘禅，席间演奏蜀地乐曲，蜀汉旧臣皆低头流涕，唯有刘禅 “喜笑自若”。司马昭问他 “颇思蜀否？”，刘禅回答 “此间乐，不思蜀”。
这段 “乐不思蜀” 的典故，让刘禅成为了千古笑柄，被贴上了 “昏庸无能” 的标签。但野史《三国志集解》中，却引了一段未见于正史的对话：宴会结束后，郤正私下对刘禅说 “陛下若再被问思蜀，可答‘先人坟墓在蜀，无日不思’，司马昭必能放陛下回蜀”。后来司马昭果然再问，刘禅照郤正的话回答，司马昭笑着说 “此乃郤正之言也”，刘禅惊讶地说 “诚如尊命”。
这段野史记载，有人认为是刘禅昏庸的佐证，也有人认为是刘禅的 “韬光养晦”。若结合当时的处境来看，刘禅的 “乐不思蜀” 或许是无奈之举。蜀汉刚灭，司马昭对刘禅充满猜忌，若刘禅表现出丝毫思蜀之情，不仅自己性命难保，跟随他的蜀汉旧臣也会遭殃。正如后世学者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所说：“刘禅之降，非怯懦也，乃保蜀地百姓与旧臣之良策也；其‘乐不思蜀’，非麻木也，乃避祸之智也。”
在洛阳的日子里，刘禅过得并不如意。正史记载他 “食邑万户，赐绢万匹”，看似富贵，实则被软禁在府中，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。野史《洛阳伽蓝记》中曾提到，刘禅的府第外常有卫兵巡逻，他想出去散步，都要事先报备。有一次，蜀汉旧臣姜维试图复国，事败被杀，司马昭召刘禅问话，刘禅吓得浑身发抖，司马昭看着他，说 “朕知你不知情，你安心待着便是”。经此一事，刘禅更加谨慎，每日只是饮酒、赏花，从不谈论国事。
泰始七年，刘禅在洛阳病逝，享年六十五岁。司马昭追封他为 “思公”，这个谥号颇有深意 ——“思” 既有 “追思故国” 之意，也有 “反思己过” 之意。刘禅的葬礼很简单，只有少数蜀汉旧臣前来吊唁，其中就有郤正。野史记载，郤正在刘禅的灵前哭着说 “陛下一生，忍辱负重，世人皆笑陛下昏庸，却不知陛下心中苦”。
第五章 千秋评说：正史与野史中的刘禅刘禅去世后，关于他的评价历来争议不断。正史中，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评价他 “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，惑阉竖则为昬暗之后”，既肯定了他在诸葛亮辅佐下的政绩，也批评了他后期宠信黄皓的过失。这种评价较为客观，成为后世正史对刘禅的主流看法。
野史对刘禅的评价则更为多样。有人认为他是 “千古昏君”，比如《三国演义》中，罗贯中通过描写刘禅 “乐不思蜀”、宠信黄皓等情节，将他塑造成一个昏庸无能、断送蜀汉江山的君主形象。这种形象深入人心，让许多人对刘禅的印象停留在 “扶不起的阿斗” 上。
但也有野史和后世学者为刘禅鸣不平。比如南宋学者叶适在《习学记言》中说：“刘禅在位四十一年，诸葛亮辅政十二年，其后二十九年，刘禅亲政，若真昏庸，蜀汉岂能支撑如此之久？”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更是直言：“刘禅之智，过于孙皓、陈叔宝多矣。孙皓暴虐，陈叔宝荒淫，皆亡国之君；刘禅则能保全百姓与旧臣，非智不能为也。”
近代学者陈寅恪也对刘禅有独到的评价，他认为刘禅 “降魏之举，乃权衡利弊后的理性选择，而非怯懦。蜀汉国力远弱于曹魏，长期战争只会让百姓遭殃，刘禅投降，实乃仁君之举”。这些评价，结合正史中刘禅亲政后的举措，如减免赋税、平衡朝堂、约束黄皓（虽未彻底成功）等，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位被误解了千年的君主。
正史与野史的记载，后人的不同评价，共同构成了刘禅复杂的形象。他不是完美的君主，有过过失，有过妥协，但也并非完全昏庸无能。他在位四十一年，见证了蜀汉的兴盛与衰落，在乱世中，他或许没有父亲刘备的雄才大略，没有诸葛亮的智谋超群，但他用自己的方式，守护了蜀汉百姓数十年的安稳，也保全了许多蜀汉旧臣的性命。
如今，成都的武侯祠里，刘禅的塑像早已不在，但在白帝城、在洛阳的安乐公府遗址，仍有人在谈论这位蜀汉后主。有人笑他 “乐不思蜀”，有人叹他 “忍辱负重”，而刘禅自己，或许早已在历史的尘埃中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 —— 他不是 “扶不起的阿斗”安信策略，只是一个生在乱世，想要守护一方安宁的君主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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